根据这一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若被法院撤销之后，行政机关在履行了正确的程序之后，仍然可以作出在实体上与原来被撤销的行政行为相同的结论。

这样，得出结论：我国台湾地区作为一个将德国宪法文化引介和感知的桥梁和中介，是基本可以成立的。因此可以、也必须面对法律草案或者生效文本进行文化的评断和甄别，以促进法律的创设或修改在总体上更加清醒的承载和彰显先进文化的属性与担当，更加协调的推动各领域、各类型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促进具体法律规范在针对特定社会关系进行利益调整和纠纷解决之中融汇和遵循相对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

所谓部门宪法学或者部门宪法释义学，按照台湾地区苏永钦教授的观点，作为一种释义学，它的新在于从社会部门的认知，去探求宪法的规范。然后，对焦在多元文化国的青少年网咖文化保护，从建构以青少年基本权为基础的网咖立法目的出发，厘清青少年网咖文化的宪法保障意义，再从多元文化国检讨网咖管制立法，并由青少年基本权进行网咖管制立法的合宪检验（第五章）。最后，对于台湾地区文化宪法（学）的吸纳也是辩证的、批判的，而并非是悉数尊崇、照单全收和生吞活剥的。在文化遗存、文化资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探讨。其中，文化基本权的保护范围、侵害认定与合宪事由等的论证判断，也应该以公共的集体的文化权利为基础，而后者也同样应该先在地、坚定地葆有多元文化和创造活力的基准和源泉[1][p.102-105]——在这样的立场和论证之上，文化宪法的研究证成着文化立法的宽容、体谅的原则和基点。

就此，我们可以在比较法的视域中获得一些镜鉴。[1][p.42]在其根源上，是按照德国宪法学说的基石——将人性尊严之上——的一定的文化意识作为提出和更新基本权利清单并进而提出保障措施和实现手段的一个前置环节，将基本权利的类别、内涵、外延与关系、效力的认识的文化基座进行了澄清和提纯。正是因为其对于美国宪法学具有知识上的内在性，故常常能有的放矢，令对手不敢轻松。

教授本人在导论部分开门见山，直接提出美国宪法的重要性不在于司法审查和基本权利保护，而在于为美国人民的政治行动提供了一种理性化的制度结构。在美国学界，左或右的标签远没有在中国这样好使，你不能仅仅因为将别人标签化为左而简单打倒之，你必须尊重他的观点和理论，必须以同等真诚的观点与理论与之一较高低。我对教授本人的缘分则纯粹是学术性的：从首次接触到强世功教授关于其大众宪法观的评述开始，到《让宪法远离法院》（杨智杰译本）大陆简体版发行，再到我本人有幸于2010年年中受邀作为《分裂的法院》（美国法律文库）一书的译者，开始更加系统地切入教授的政治宪法理论世界。从1999年的远离论到2006年的分裂论再到2010年的重要论，尽管教授本人的批判法学色彩依然浓重，然而其对于司法审查与政治过程的关系分析却日渐理性，渐露温和，对于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进行了更为科学化和更具实证倾向的积极探索。

作为转型社会，中国的学术大环境在整体上还无法自觉和自行，但其理智化与分殊化的趋势已有端倪。此外，图什内特教授还饶有兴致地讨论了美国的宪法变通问题，既包括理论解释，也包括实证经验分析，很值得阅读和玩味。

宪法重要论与政治过程主义叙事《宪法为何重要》属于最新的重要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分裂论在理论上进一步的条理化和精致化。这种摊派机制本身就是作为司法与政治之纽带的司法提名制度的重要政治后果。在2006年的分裂论和2010年的重要论之中所贯穿的一条理论红线就是：司法提名政治是美国的宪法政治的重要构成，是政治家和政治机构影响乃至于塑造最高法院司法理念与政策构成的隐秘通道。图什内特教授在本书中多次指出，相关分析在分裂论中有着更为详尽的讨论。

如果理解的基础仅仅是某些抽象的概念、信条或封闭的理论框架，则这种理解就只能是学者个人的自我审美，而不构成一种民族自身的理解可能性，也不构成一种真正的美国宪法学的自我理解。这是一个理智化与系统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的应有特征[28] 同前注22，楠元茂文。[18]可见，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般法律原则，起到的乃是作为法律解释之基准的作用，是法解释作业之工具箱中诸多工具的一种。

[7] Hartmut Maurer,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III, Heidelberg, 1988. 载[德]埃贝哈德?施密特-阿斯曼等著，乌尔海希?巴蒂斯编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34]拉伦茨亦认为，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有助于解决规范冲突问题，对适用范围重叠的规范划定其各自适用的空间，但由于没有一件个案会与另一案件完全相同，因此不能期待一种单凭涵摄即可解决问题的规则，而是每次都必须考量具体的个案情事。

[37]在本文看来，可被诚实信用原则所容纳的个案情境至少须满足以下标准：第一，行政机关曾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作出意思表示，此种意思表示既可存在于直接发生拘束力的行政行为当中，亦可存在于事实行为当中。[10]需考虑的是，信赖保护原则在当代已发展出了颇为壮观的理论体系，其精致化程度远非萌芽时期所可比拟，法院将已精致化的信赖保护原则诉诸于抽象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实宜何在？一个或为合理的猜测是，《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款似乎为法官的判决提供了一种间接的论证力，然而在公法领域类推适用私法原则的界限亦须加以框定。

[1]第二种观点乃是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或者某一阶段的具体体现，[2]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3]或认为诚实信用原则除了在称谓上被演绎为信赖保护原则外，在规范的内容目标上也表现出了不同之处。此时，若法院认为维护政府的诚信形象、限制执法权滥用方面的利益应优先于维护法律的实效性方面的利益，则可据借助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律所未规定之处加以填补。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就信赖保护原则作出的最初判决，依靠的便是诚实信用原则。[12]可见，此种见解有与私法相类比，将诚实信用原则视作行政法的帝王原则之倾向。[36] 参见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进入专题： 诚实信用原则 行政权 。

（一）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关于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之关系，学界大约有两种观点。小高剛：《行政法総論》，ぎょうせい1998年版，第20页。

[17] 参见前注8，手島孝、中川義朗书，第20页。（一）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之限制通说认为，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在内容上的本质差别在于公法关系的权力性与公益优先性，[19]田中二郎教授则认为集合性与平等性亦属行政法律关系在内容方面的特殊性。

[18] 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版，第161页。[7]日本学界至今亦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当中包含了信赖保护原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之限制与利益衡量但是，上述原则对诚信原则的适用之限制并非绝对。其二，考察具体个案之合法性。（4）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与机能本身不易掌握，信赖保护原则却相对清晰。关于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行政法的路径，学界对私法类推说、一般法理念说及法之本质说已有较深刻之理解，兹不赘言。

[27]要求行政机关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亦在此题中。[23] 同前注17，南博方书，第141-142页。

同时，司法实务界对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亦有所认识，但平心而论，以该原则规范行政权之行使的案例仍少之又少。[41] 早在1993年，戚渊博士便撰文指出，行政法上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其价值在于补充行政法律条文之不足、协调行政法各基本原则之运用、促进行政公正之实现。

[24]第三，作为民法之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植根于意思自治，并由此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当中两造当事人的关系，除非涉及公共利益，否则并不对法律关系之外的其他人造成影响。[31]在本文看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解释之基准以及利益衡量之要素，其在行政法上所展示的具体的规范内涵，应在实定法框架之内结合具体个案之情境逐案观察。

然而，以逻辑学角度言之，概念的外延越广阔，其内涵便越抽象，若诚信原则外化为如此庞杂的规范要求，则其规范内涵便不免被模糊化乃至被架空。谢孟瑶：行政法学上之诚实信用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06-210页。如德国学者巴霍夫等人即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般法律原则，可直接从法治原则中引申出来，而不需以其他社会条件为前提，可以作为各种法律制度共同的最低道德标准和规范基础。[14] 参见前注4，孙丽岩文。

第三，交警身着便装执法，显然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0条之规定。但对于此种见解，应认真加以审视。

原田尚彦、小高剛、田村悦一、遠藤博也：《行政法入門》（新版補訂版），有斐閣1994年版，第18页。第二，相对人基于自身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信赖，不受信赖保护原则保护。

其次，对于依法行政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之关系，尽管德国学者黑德曼（Hedemann）认为，片面强调诚信原则之适用，可能诱导出逃向一般条款之现象，从而招致法律的软化与不确定化，因而不可全盘认许，但亦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具备超实定法的位阶，应优先适用之。其二，成文法规范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随之增加，而法解释作业工作则必须力图消除规范之间的矛盾，使法律体系保持统一性。